1979年5月的一天清晨，葛洲坝工地汽笛轰鸣，王任重站在混凝土浇筑平台上，额头的汗水和翻涌的江雾混在一起。距离1954年那场滔天洪水，他已经熬过整整二十五个年头炒股配资配资平台，但脑海里，决口时的惨烈画面依然挥之不去。那一刻，他心里反复盘算的不是眼前的葛洲坝，而是更上游、更宏大的三峡。
往前追溯到1954年6月，武汉关水位一次次逼近极限。王任重在指挥部里只说了一句：“堤在，人就在。”数十万军民日夜筑土，九十里木排“水上长城”硬是把洪流挡在城外。险情暂告平息，可三万余条生命、数千万亩良田的损失，让他明白：临时抢险终究替代不了系统治理。
1958年2月26日，周恩来抵汉口，随行有百余位专家。逆流而上的考察船上，周总理对王任重低声说：“咱们得留下第一手资料，后人拿起就能用。”十天里，两人几乎踏遍三峡主要坝址。会上争得面红耳赤，散会后仍在船舱把测绘图纸摊开。那份初步方案后来被雪藏，却成为三十年后重新论证时的基准线。
70年代末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进中南海，王任重已年近花甲，职务调整、身体多病，却依旧逢会就提三峡。有人担心投资规模，他摆出算盘：“三峡一年防洪减灾的账能顶回一座中型城市。”有人质疑移民难度，他翻出1954年抗洪的名册：“真要决口，搬的不只是几十万人，而是生与死。”
1985年，167位政协委员联名要求慎议三峡，舆论骤然升温。王任重没有回避，他对年轻学者说：“把问题摆到桌面上，越详细越好。”几个月后，他把自己支持与反对双方的主要观点汇编成厚厚一册，送进中央协调小组。有人笑他“自找麻烦”，他回一句：“方案磨得越细，日后就少一分遗憾。”
1990年5月，73岁的王任重再到宜昌。站在清江隔河岩工地，他望着奔腾江面感叹：“江水一天不驯服，咱的心就踏实不了。”随行干部提醒休息，他摆手：“会后我再睡。”当晚，他写下那首广为流传的小诗，末句“英雄挺进上三峡”被同行工程师抄写贴在宿舍门上。
1991年春节，广州珠江边的专家座谈室灯火通明。王震与王任重并肩而坐，连喝两大杯茶水。会场短暂安静时，王任重突然开口：“各位，论证结论写得很清楚——早上比晚上海啃的骨头少，这回还犹豫什么？”有人轻声笑了，会议气氛顿时松动。
1992年3月，全国政协开会前夕，他突发心梗住院。病床上，他拉住秘书长的手：“议程里一定给三峡留足时间，支持反对都要说透。”秘书长点头，他才合眼休息。临终前，他交代家属：“若议案能通过，把这消息告诉我，我好合上眼。”可惜，噩耗先一步传来。
4月3日，长江三峡工程决议以1767票赞成高票通过。那天的会场外春雨淅沥，一位老委员对同伴低声说：“如果王任重还在，他肯定笑得像个孩子。”没人插言，很多人却默默回想他十余年间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的阐释和争论——那些“啰嗦”，终于换来一纸决定。
他去世后，亲属依嘱把骨灰撒进三斗坪深处的江流。浪花卷着灰白细末，旋即被巨大的水势吞没。数年后，大坝截流时，有工人指着湍急回水说：“下面也许有位老领导的思念。”这话听上去带点传说色彩，但谁都没有反驳，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清楚，江水记得他，三峡记得他。
工程1994年底正式开工，十五年后全部完工。如今数据摆在那里：防洪能力、航运通道、清洁电力，每条指标都远超当年的纸面设想。每当有人提起那些艰难的论证岁月，年长干部常会补一句：“要不是王任重一次次催，一次次掰扯，时间表恐怕还得往后拖。”
三峡并未因一个人的离去停步，却因一个人的坚持提早迈出关键一步。对王任重而言，能不能出席最后那场表决或许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——江水自此有了新的节律，而上万吨的洪峰再遇武汉时，只剩温和的涌动。这，或许就是他口中“我死后也放心了”的真正含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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